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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某与邓某股权转让纠纷

发表时间:2021-04-05 19:12作者:黄华律师来源:原创

案号:

2013)深罗法民二初字第1083号、(2013)深中法商终字第1875号、(2014)深罗法民二重字第10号、(2014)深中法商终字第2693号

裁判观点: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基本案情:

2013年3月1日原告赵世生与被告邓兴富在罗湖公证处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原告将其在A公司39%的股份以人民币39万元转让给被告;被告应于协议生效十日之内以现金或银行卡转账的方式一次付清给原告;逾期付款每日支付总价款万分之一的逾期违约金。2013年3月20日,A公司已经持《股权转让协议书》,到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协议书于2013年3月20日生效。

原告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书》已于2013年3月20日生效,被告应与2013年3月30日前把款项付清。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且经公证处公证并已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合法有效,双方应认真履行;被告未按协议付款,应支付逾期违约金。故请求法院判决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39万元,并支付从2013年3月30日至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的违约金。

被告辩称,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第一款显示,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甲方出资人民币400万元,实际出资人民币80万元,现甲方将其占该公司39%的股权以人民币39万元转让给乙方。根据这一条确认被告并不欠原告股份转让款。原告应该在实际出资到位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股权转让。股权转让在2013年3月1日,进行工商登记变更是在2013年3月20日,3月26日至29日原告与被告之间的短信信息以及被告向原告转款记录表明被告无须支付39万元出资款,正常情况下,在进行股权转让后,原告应向被告要求支付39万元股权转让款,但此时原告却向被告借款,不符合常理。

一审法院查明,《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A公司于2009年6月8日成立,由黄辉和原告赵世生共同经营,注册资金为人民币500万元。原告赵世生占80%的股权,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原告赵世生应出资人民币400万元,实际出资人民币80万元。原告赵世生同意将其占公司的39%的股权以39万元转让给被告,被告应于协议生效之日起十天内按约定的货币和金额以现金或银行转账方式一次性付清给原告;如被告不能按期支付股权价款,每逾期一天,应支付逾期部分总价款万分之一的逾期违约金。2013年3月4日,深圳市罗湖公证处对原告、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进行公证,并出具了(2013)深罗证字第3055号公证书。2009年6月11日, A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向鹏达公司转账人民币999970元。2013年3月22日,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向A公司发出《执行令》,要求A公司支付其拖欠员工钟华香工资人民币8065元。2013年2月至3月期间,原告向被告多次借款,金额为人民币2000元至人民币10000元不等。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经双方当事人盖章确认,并经公证处公证,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被告认为A公司存在出资不实、抽逃注册资金及隐瞒公司重大债务等情形,从证据来看,被告提交的A公司银行转账记录只能体现公司向鹏达公司的转账情况,在没有证据证明鹏达公司与原告存在关联的情况下,不能证明该转账行为即为原告抽逃注册资本的行为;同样,公司拖欠员工工资被法院强制执行为公司纠纷,被告提交宝安区人民法院的《执行令》无法证明原告对该纠纷存在隐瞒行为,且拖欠工资为人民币8065元,不属于重大债务。被告提出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虽然在2013年2月至3月期间,原告多次向被告借款,但并不等于原告已放弃向被告主持股权转让款,被告也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已明确表示被告不用支付股权转让款,2013年5月23日,原告委托律师邮寄了《律师函》给被告,表明原告实际上也没有放弃向被告主张股权转让款。因此,对于原告的诉讼主张,法院表示支持。

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名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被告邓兴富应在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赵世生支付人民币390000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人民币390000元为本金,按日之万分之一从2013年3月31日计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日止)。

一审判决后,被告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提起上诉,要求撤销一审判决。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涉案股权转让实际是依据2013年1月4日的《股东合同》还是2013年3月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股东合同》的签约主体是赵世生、邓兴富和刘小兰,2013年3月1日赵世生与邓兴富、黄辉与刘小兰又分别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最终邓兴富受让了赵世生所持有的A公司39%的股权,刘小兰受让了黄辉所持有的A公司20%的股权,因此,本案对赵世生与邓兴富之间的股权转让权利义务的认定将有可能影响到黄辉与刘小兰之间股权转让的权利与义务,故应追加刘小兰和黄辉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应发回重审。

重审一审法院认为《股东合同》为相关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股权转让协议书》只是原被告为履行《股东合同》、完成股权变更登记而签署的文件,原告依据《股权转让协议书》要求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赵世生的所有诉讼请求。

原告赵世生认为重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认定《股权转让协议书》只是双方为完成工商登记变更而签署的文件完全属于法官主观臆断,提起上诉,要求撤销重审一审判决,判令被告邓兴富向赵世生支付股权转让款39万元,并自2013年3月31日起每日支付违约金39万元至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

结论:

重审二审法院维持了重审一审判决。

法院认为:

在各方已先期签订了《股份合同》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按照公平的原则,并结合日常的经验法则,认定《股东合同》是赵世生与邓兴富真实意思表示,《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双方为完成股权变更登记而签署的文件,法院予以认可。赵世生要求邓兴富支付股权转让款没有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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