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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某与A公司、吴某执行异议纠纷 案号:

发表时间:2021-04-05 19:14作者:黄华律师来源:原创

案号:

2013)苏中商初字第0053号、(2014)苏商终字第0219号

裁判观点:

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代理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

基本案情:

被告A公司成立于2002年,共有股东为原告马玲和被告吴昊两人。其中马玲占49%的股权,吴昊占51%的股权,吴昊为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2012年10月23日,A公司未召开股东会审议向吴昊转让债权的事项,A公司与吴昊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将其对B公司所享有的债权依法转让给异议人吴昊,在(2012)苏商终字第0108号民事判决的强制执行过程中,被告吴昊提出了执行异议。

原告认为,A公司未召开股东会审议向吴昊转让债权的事项,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昊在《债权转让协议》上加盖A公司公章的行为未得到公司股东会授权,是超越代理权限的行为,由于合同的相对人是吴昊本人,因此其知道在《债权转让协议》上加盖公章的行为是超越代理权限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的规定,吴昊的代表行为无效,直接导致涉案《债权转让协议》无效。吴昊根据无效的《债权转让协议》向B公司发出的通知没有合同依据,故吴昊所取得的对该公司的债权应当返还给A公司,因此法院对B公司到期债务的执行行为并无不当,应当恢复,请求法院判令:确认A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昊超越权限代表A公司与其本人订立《债权转让协议》的代表行为无效;确认《债权转让协议》无效,吴昊所取得的B公司的债权返还给A公司,恢复对B公司到期债务的执行。

被告A公司辩称,本案的相关事实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前一执行案件中已经予以查明,原告马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要求确认《债权转让协议》无效,其诉请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吴昊其代理行为有效。吴昊代A公司偿还了800多万的债务,在这种情况下,接受A公司仅94.3万元的到期债权是合法的。另外,马玲作为股东,如果认为其利益在该《债权转让协议》中受到侵害,可以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向吴昊追究责任,而不是要求法院认定《债权转让协议》无效。

被告吴昊辩称,第一,吴昊和A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民事主体,在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时,其代表的是自己,不存在超越代理权限签订合同的行为,何况从民法原理来看,法定代表人及其代理人以企业法人的名义从事民事行为,就是企业法人的民事行为。第二,《债权转让协议》中的债权合法有效,该债权按法、按约具有完全的可转让性且债权转让主体适格,债权转让协议双方意思表示真实。该94.5万元债权转让的前提是转让方拖欠受让方808.377万元的欠款,逾期近7个月仍未能偿还,也就是本案争议的债权具有合情合理且合法的转让前提。吴昊并不存在越权签订协议的行为,我国现有法律并没有将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的规定视为无效,所以该条款并未属于效力性强制规定,即使违反,也不会导致合同无效。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0年2月23日,吴昊、马玲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下简称苏州交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约定由吴昊和马玲为A公司与苏州交行在2010年2月23日至2013年2月23日期间签订的全部合同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6300万元。2010年6月3日,双方再次签订《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一份,因A公司未能履行《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下的义务,苏州交行于2010年12月向苏州市沧浪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支付银行承兑汇票垫款1000万元、利息、律师费等。后马玲履行了保证义务,偿还了1000万元。2011年4月,马玲因与A公司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向本院起诉C公司,本院于2012年5月9日作出(2011)苏中商初字第0014号民事判决,A公司不服判决,上诉至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9月20日作出(2012)苏商终字第0108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因A公司未按上述民事判决履行义务,马玲于2012年11月15日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于2012年11月20日向B公司发出(2012)苏中执保字第336号履行到期债权通知书,后吴昊提出执行异议。A公司于2010年7月与招行园区支行签订了《授信协议》一份,吴昊、马玲分别与招行园区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各一份,分别为A公司名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后与招行园区支行产生纠纷诉至本院,法院制作了调解书。C公司与吴昊于2012年10月23日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并当天向B公司发出了债权转让通知书。该通知书2012年10月24日向B公司邮寄,B公司确认收到。2013年12月11日,原审法院在马玲的申请的A公司的执行案件中,冻结A公司银行存款265832.91元。

一审法院认为,A公司在债权转让协议上加盖公章是否经过股东会同意并不影响该盖章行为的效力,《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且吴昊虽然是A公司的法人,但同时也是公司的债权人,A公司应当清偿结欠吴昊的债务。再者,在马玲申请法院对A公司的执行案件中,法院依法冻结了A公司银行存款,同时A公司还在正常经营,尚无证据证明A公司在与吴昊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时,已无其他财产用以履行对马玲的债务。据此,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告不服一审判决,认为吴昊代表A公司在《债权转让协议》上盖章的代表行为,符合《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的除外情形,不是有效行为。其代表公司与其本人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不是有效合同。要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结论:

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法院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前述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规定,即使吴昊在签署协议时违背了该规定,也不必然导致该协议无效。马玲认为吴昊未得到股东会授权,签署的案涉《债权转让协议》无效的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债权转让协议》的签署受让C公司债权,获得了相应数额债权的清偿,并无证据证明前述情形对公司利益、公司债权人利益或公司其他股东利益构成不法侵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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