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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某与马某离婚后财产纠纷

发表时间:2021-04-19 10:54作者:黄华律师来源:原创

案号:

(2011)深福法民一初字第628号、(2012)深中法民终字第1592号、(2013)深中法申字第143号、(2013)深中法审监民再字第53号

裁判观点:

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

基本案情:

1997年2月18日,原告吴昊与被告马玲结婚。1997年9月14日生育一子吴清风,因双方感情破裂于2010年3月15日协议离婚,并签订了一份《离婚协议书》,在2010年3月4日也留有一份《离婚协议书》,原告对协议中有关A公司股权分配与被告发生争议,原告对此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吴昊诉称,第三人A公司是原告于1996年1月23日一手创办的,受当时国家政策限制,公司由原告和被告两个股东组成,被告挂公司法人的头衔但不参与管理,公司实际由原告经营管理。原被告结婚后,被告仍未参与管理。2003年1月,原告到苏州发展,成立了B公司,于是将A公司交由被告经营管理;2010年3月15日,原被告双方协议离婚,约定A公司双方各占有50%的股份。但办理完离婚手续后,被告并没有按照离婚协议关于对第三人股份处置的约定办理相关手续,原告多次催促,被告以各种理由推拒,第三人目前由被告控制,其也拒绝配合原告办理相关手续。被告与第三人的行为已经侵害了原告的合法利益,原告向法院请求:1.确认原告拥有A公司50%股份;2.判令被告配合原告办理好将A公司的股份调整至原、被告各占50%的相关文件及手续,并到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完股权调整变更登记手续;3.判令第三人配合原、被告办理在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股权调整变更登记所需手续,并签发出资证明书及在股东名册上登记;4.在被告和第三人于生效判决确定的期限内不履行办理第2、3项诉讼请求中的股权调整变更义务时,判令原告可以持生效判决书直接到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相关的股权调整变更登记手续。

被告辩称,双方在《离婚协议书》已明确对涉案股权作了分割约定,即按照现状,不作任何调整。原告严重违背《离婚协议书》的约定,其破坏行为严重损害了A公司的合法权益,其股东地位已经面临丧失,原告滥用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无中生有的权利,以达到破坏A公司正常经营、损害原告合法权益的目的,其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完全是凭空想象的,其应自行承担因滥诉导致的法律后果。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C公司经核准登记成立于1996年1月23日,注册资本为80万元,董事成员包括原告、被告和马全有,董事长由被告担任。1997年3月20日,C公司更名为A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500万元,股东为原告和被告,原告出资比例为25%;被告出资比例为75%。2007年7月4日,A公司的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增加至1000万元,股东仍为原告和被告,出资比例保持不变。双方于2010年3月15日签订《离婚协议书》,对夫妻共同财产包括房产、汽车、公司股权等资产进行了分割,其中与A公司有关的条款为:“(6)、A公司,目前两方在公司中的股权比例为:吴昊30%,马玲70%;(7)、A公司的经营发展问题,由B的经营发展需要来决定,具体经营方向,由双方另行协议确定;(8)、双方离婚后,本着互利互惠的原则,双方均有义务维护和促进现有公司的发展。”

一审法院认为,《离婚协议书》不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合法有效,具有法律约束力。《离婚协议书》对双方共有的房产、汽车、球员会籍和部分股权做出了明确的分割约定,但对A公司的股权却只有简单的现状描述,没有具体的分割(归属)约定。综合分析本案证据及诉辩内容,本院认定原、被告离婚时对A公司的股权已经进行了分割。依据在于:一、双方签订《离婚协议书》的其中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分割共同财产,双方将A公司的股权情况列入其中,应当有进行分割的意思表示;二、《离婚协议书》没有对A公司的股权作出“搁置处理”或“另行处理”等特殊约定;三、从原告的起诉和被告的答辩内容看,双方均主张已经分割了A公司的股权,只是各自主张的分割内容不同。原告主张双方约定平均分割该股权没有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认定。《离婚协议书》对双方持股比例的描述与实际登记情况不符,应以实际登记情况为准。

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吴昊的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原告吴昊认为一审法院的判决皆是依据应然和推定,而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基础,认定事实不清,且适用法律错误,提起上诉。要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一审的所有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吴昊与被上诉人马玲自愿离婚并达成离婚协议,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进行了约定,属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恪守协议约定。双方在离婚协议中“共有财产的处理”部分专门罗列了A公司的股权,显示双方有约定分割该公司股权的意思表示,吴昊主张双方对该公司股权分割没有约定,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吴昊主张3月15日离婚协议中对涉案公司股权约定不明系因仓促之下当场签署离婚协议书造成,本院认为,离婚协议书作为夫妻双方对人身和财产关系的重大处分,具有重要法律意义,从常理而言,当事人均会谨慎约定。从双方离婚协议书罗列的内容来看,双方对于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部分是有充分沟通的。从3月4日双方草签的离婚协议和3月15日正式的离婚协议中的框架结构和内容大部分相同可以看出,双方对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事前即经过协商,并非在现场办理离婚时仓促而就。因此,对吴昊关于对涉案公司股权分割约定不明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吴昊不服二审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两百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六项、第十一项规定的“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和原判决、裁定超出诉讼请求的”等“应当再审”的事由;提出再审申请,法院依法受理了其再审申请。

结论:

法院维持二审判决。

法院认为:

本案再审的争议焦点在于吴昊要求对A公司的股权予以平均分割的主张是否成立。首先,关于吴昊主张A公司的股权属于双方婚后取得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事实,1996年1月23日A公司成立时,吴昊与马玲的持股比例分别为25%和75%;A公司第一次增资为1997年2月17,而吴昊与马玲的结婚时间为1997年2月18日。因此,吴昊所称A公司的股权属于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再审不予支持。其次,关于双方持有的A公司股权如何分割的问题。2010年3月15的离婚协议经吴昊与马玲签字认可,并经婚姻登记机关盖章确认,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一审起诉时,吴昊主张2010年3月15日的离婚协议约定双方各占A公司50%的股权;二审上诉时,吴昊主张双方在该离婚协议中虽有对A公司股权进行分割的意思表示,但当时并未进行分割。由此可见,本案原一、二审过程中,吴昊均认可该离婚协议含有对A公司股权进行分割的合意。因此,吴昊在本案再审中主张2010年3月15日的离婚协议并不含对A公司股权进行分割的意思表示,理由不能成立。关于吴昊主张依据2010年3月4日的离婚协议,其应分得A公司50%的股权问题。上述离婚协议提交已经超过法定举证期限,二审时马玲对此提出异议,故原一、二审判决未采信该证据并无不当。且该协议形式上存在重大瑕疵,再审庭审时,马玲对该离婚协议中没有其签名的页面内容不予认可,吴昊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再者,由于双方在2010年3月15日的离婚协议中未再明确对A公司股权采取对半分割方式,而仅载明双方在A公司的持股比例,这已构成对2010年3月4日的离婚协议的重大变更,并非吴昊所主张的在新的离婚协议约定不明或没有约定的情况下,仍应适用旧的离婚协议的相关约定。吴昊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于离婚事宜理应谨慎处理,在2010年3月15日的离婚协议对于A公司的股权处理事宜已做出重大变更的情形下,其仍然在该离婚协议上签字,应视为接受对A公司股权处理事宜的变更。吴昊主张其应分得A公司50%的股权,该主张明显与工商登记载明的其持股比例25%不符,且吴昊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双方已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对A公司的股权对半分割。鉴于离婚协议与公司成立前双方的持股比例,原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最后关于吴昊再审时提交的A公司2010年9月1日的股东会决议是否可以证明吴昊与马玲在离婚协议中同意对A公司的股权进行对半分割的问题。本院认为,第一,上述股东决议的内容为对A公司的资产进行审计评估,然后根据评估价对公司资产进行分割,这属于双方依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的行为,并非离婚时双方对A公司股权进行分割的意思表示;第二,上述股东会决议与本案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并不矛盾。第三,若吴昊认为马玲未依照上述股东会决议履行相关义务,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应当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吴昊的再审请求,依据不足,本院再审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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